一月十二日的讲话

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

（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、十二日）

二 一月十二日的讲话

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，我说了一千次，一万次，这是极而言之，说的多了，等于白说。

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。要“毛毛雨下个不停”， “倾盆大雨”就会发生径流。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，倾盆大雨吸收不了，顺着身上流走了(这是土壤学，农业学都要一本，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，有一天总要撤职的，这不是我威胁你们)。

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、像杜勒斯的联合国，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，不通过不行，像唱戏一样，已经打了牌了，非登台演出不可。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，义理之学，又有洋文。我有一个手段，就是消极抵抗，不看。你们的文件，我两年不看了，今年还不准备看。

在杭州会议我讲的，恩来同志讲了没有?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一书序言，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，是个人崇拜也好，偶像崇拜也好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全国各地报纸，大小刊物都登了，发生了很大影响。

这样我就成了“冒进”的罪魁祸首。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，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，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，反对右倾保守，为什么要增加人?我不懂，也不知道。

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“冒进”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(第二个五年计划)。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“冒进”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。

人心总是不齐的，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法则。孟夫子说过:“物之不齐，物之情 也。”人心不齐，又可以齐，有曲折，螺旋式的前进。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，不是为私。

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，就是消极抵抗，还要小会批评。财经部门考证之学， 辞章之学，义理之学也不讲。要和风细雨，要事先通一点情报，总是倾盆大雨， 发生径流，总不开恩。总没有准备好，不完全，这就是封锁，这是斯大林的办法。

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，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。你们是专家，又是红色，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。我攻击方向，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，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，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，封锁的人。

小会不解决问题，就开中央全会(文章做好这件事。没有认真解决，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，谈报纸问题。)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，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，对你们工作不利，不然会孤立，像“梁上君子”。

政治局不是设计院。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，老说没有搞好，实际上是封锁。分散主义有一点，但不严重。各有各的心理状态，我替你们设想，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，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，不是全能，也是九分。

另外，大概像《茶花女》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，快死了，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。《飞燕外传》， 赵飞燕病了，不见汉武帝。总之是不顾以不好的面目见人。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?

想起一条写一条，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，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，跟人家商量，不要一出去就是“圣旨”，不讲则已，一讲就搬不动。四十条就是这样，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，天津增到十七条，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。“寡妇养仔，众人之力”，这是工作方法问题。

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，没有针锋相对不行。要么你说服我，要么我说服你， 要就是中间派。有人就是这样，大问题不表示态度。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?这样我不理解，应当旗帜鲜明，大概想作楚庄王。“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，三年不飞，一飞升天”。

再一个是顽固。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。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，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，各取所需，人民日报闻风不动，写一篇社论，从恩格斯谈起。

二月开始谈到，我给他们讲，你们又不执行，为什么又不辞职?十一月二中全会，一月省委书记会议，三月宣传会议，还有颐年堂会议，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。不必忧虑，是可以解决的，可是打不动有些同志的心。

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，他也不说反对，就是不执行。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 人，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。北京的学校那个放的开?有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做报告，有一句名言:“千金难哭好时机”，“寸金难买寸光阴”。这样才放开了。

大鸣大放，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，右派高兴，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。人们都有一种惰性，不容易搞开，乔木要不是那一次会议，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。

再谈考据之学、辞章之学、义理之学。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，十个指头， 只有一个指头不好，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。工作方法改良一下。

我最无学问， 什么委员也不是，我和民主人士谈过，我是唱老夫人的，你们是唱红娘的。我是老资格吗?总该给我讲一讲。我灰心了，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，是总理建议的。

我是罪魁，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，反了右倾，心血来潮，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，谈了十大关系，就头脑发胀了，“冒进”了，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。三中全会，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(多快好省，四十条纲要，促进委员会)， 没有人反对，我得了彩，又复辟了。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。

这三年有个曲折。右派一攻，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。右派来了个全面反“冒进”甚么“今不如昔”，“冒进比保守损失大”。研究一下，究竟那个大， 反“冒进”，六亿人民泄了气。

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，既要反右倾保守，又要反急躁冒进，好像有理三扁担，无理扁担三，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。不是一个指头有病。这篇社论，我批了“不看”二字，骂我的我为什么看?

那么恐慌，那么动摇。那篇东西，四平八稳，实际是反“冒进”。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，十个指头是个格子，只一个指头有病，九与一之比，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，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。像陈叔通、黄炎培、陈铭枢的方法。

我要争取讲话，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“冒进”，二中全会搞了七条，是妥协方案，解决得不彻底，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，未讲透， 那股反“冒进”的气就普遍了。

廖鲁言向我反映，四十条被吹掉了，似乎并不可惜。可惜的人有多少?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?吹掉三个东西，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说:“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”;第二种人是中间派。不痛不痒，蚊子咬一口，拍一巴掌就算了;第三种叹气。总要分清国共界限，国民党是促退的， 共产党促进的。

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，忧虑无穷，反“冒进”，脱离了大多数部长、省委书记、脱离了六亿人民。请你看篇文章，宋玉的《登徒子好色赋》，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，他的方法是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。

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，宋玉长得漂亮，会说话，好色，宋玉一一反驳了。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，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，生了七个孩子，你看好不好色，只攻其好色一点，不及其余。

我们看干部，要看德才资，不能德才都不讲，只讲德的一部分。九个指头不说，只说一个指头，就是这种方法。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，不要倾盆大雨，要文风浸润，不要突然袭击，使人猝不及防。

五月间右派进攻，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，这是右派的“功劳”， 这是激将法。

一九五四——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。多购一百亿斤，讲冒进，这一点有冒。闹得“人人谈统购，家家谈粮食”。章乃器是粮食部长，他同意这个计划，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，可能有阴谋。

去年粮食销量多，反映了农民没有劲。江苏反映社长低头，干不下去了。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，不是讲群众路线吗?六亿泄气，还有什么群众路线?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，要分别事情的主流、支流、本质、现象。

中央大权独揽，只揽了一个革命，一个农业，其他实际在国务院。人都有迷信，有惰性。比如我游水，中间隔了三十年。除四害，人人讲卫生，家家讲清洁，一年十二个月，一月检查一次。这样医院办学校，医生去种田，病人大大减少，人人精神振作，出勤率大为提高，要集中搞，最好两年完成。

我和华东五省约好，今年开四次会，小型的会，是两种元素配合，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。各省也开小型的会。廖鲁言告诉我，十年看五年， 五年看三年，三年看头年。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，检查十二次。两本账，争取超额完成。

这是苏联发明的。红安县那篇文章，请你们再看一遍。一人首倡就推开了。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，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。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。有一个例子就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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